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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真抓实干******
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真抓实干(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看基层林业部门如何加强生态建设，提升生态服务功能；看基层窗口单位如何在优化服务上下功夫，改善群众办事体验感；看党员突击队如何创新工作模式，助力推动协同创新……在“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主题采访活动中，本报记者走进基层党政机关，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深入采访基层党员干部，描绘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扎根一线的奋斗足迹，展现他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担当精神，主动问需、靠前服务的责任意识。
奋斗创造奇迹。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我们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编 者
在山西，本报记者随同右玉县林业局干部下乡调研，看当地如何加强林业生态建设，让塞上绿洲更秀美；
在福建，本报记者随同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干部走访企业，看当地如何把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部署要求进一步落到实处；
在甘肃，本报记者随同玛曲县自然资源局干部下乡调研，看当地如何加强草原保护修复，持续提升生态功能……
在“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主题采访活动中，本报记者走到基层一线，见证、记录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真抓实干，切实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担当作为，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好
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实际成效
在山西省右玉县林业局干了近40年、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的技术员赵守忠，工作热情一点没减。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部署要求，他想多出把力。20年前，赵守忠帮助当地村民李云生绿化万亩荒山；这段时间，他又忙着引导李云生改造低效林，在以柠条为代表的低效林里补种沙棘等经济林，完善种植结构。
经过70多年的接力奋斗，人工造林近17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右玉从曾经风沙成患的“不毛之地”，变成如今林木绿化率达57%的“塞上绿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右玉的绿化已从以前的单一种树转向林业综合生态治理。”赵守忠说。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好，让人民群众看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成效。
“请各位企业主及时申报本次贷款，我们将组织专班连夜审批。”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林永红的一条信息提醒，帮助华宇铮蓥集团顺利申请到3000万元鞋服产业专项贷款。
针对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资金周转问题，2022年10月，福建省出台纺织鞋服产业纾困专项资金贷款政策。林永红边组织专人加班审批，边通过电话、微信等向重点企业宣讲政策。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当地干部主动问需、靠前服务、跟进回访，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采访林永红时，一处细节引起本报记者刘晓宇的注意：林永红的手机一直在闪烁震动，原来政企互动微信群里，市工信局的干部正为企业主解答疑问、解释政策，“一企一策”开展服务。
来到黑龙江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进门入口处墙面上“先行先试、敢闯敢试”几个大字让本报记者刘梦丹印象深刻：2022年初，新区行政审批局推出全程代办便民举措，审批事项办理时间大幅缩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部署要求，当地干部既在‘放’上求突破，又在‘管’上促规范，更在‘服’上下功夫、求实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体验感。”刘梦丹说。
履职尽责，确保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到推进乡村振兴，广大党员干部一步一个脚印
到养殖企业巡访，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管理处副主任杨战锋很“较真”：每个角落都要转到，还要仔细确认养殖数量是否符合要求。实地跟踪采访，本报记者王者体会颇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地党员干部正以更大力度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建设大美湿地。”
2021年下半年，河南省林业局先后发布沿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鱼塘畜禽养殖、果树种植整改的指导意见，要求核心区、缓冲区停止养殖，对实验区畜禽养殖签订多方共管协议，并对果树规范种植提出相应整改意见。一年多来，三门峡管理处排查出黄河湿地13家畜禽养殖场、1500余户农户，全部完成整改并签订了规范养殖、种植协议。如今，保护区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每年来三门峡越冬的大天鹅达到上万只。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当地持续推动以草定畜、定牧，牧民放养牛羊数量减了，收入增了。牧民才旦扎西领办的玛曲县合家绵羊园藏羊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联合放牧、集中饲养以及舍饲养殖等方式，效益比分户散养提高20%以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们将继续完善政策措施，提高牧户以草定畜、定牧积极性，确保让超载牲畜‘减得下’、牧民收入‘涨得了’、草原生态‘变得好’。”玛曲县草原监理站副站长周永燊说。
在玛曲县蹲点调研一星期，本报记者付文感受深切：“基层党员干部把本职工作抓实抓细，就能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层党政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正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展现新作为
穿上鞋套，拿起工具，不一会儿就在蔬菜大棚里忙出一头汗来……跟踪采访江西省永丰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本报记者朱磊对这些“特殊菜农”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菜农的大棚就是他们的‘办公室’，有时为了一项技术创新，要在这里埋头攻关好几年。”
这些年，永丰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的十几名机关工作人员组成3支技术小分队，联合乡镇农技人员，为全县职业菜农常态化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部署要求，永丰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江志新还有新的打算：“随着菜农们技术水平和经营理念的提升，我们的创新步伐必须加快，未来要在组建全县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方面下更大力气。”
在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跟随两江新区科技创新局副局长董涛到企业调研，让本报记者王欣悦印象深刻的是该局探索形成“三个一”服务机制，即服务协同创新区的党员突击队员每月到驻点联系企业上班不少于两个半天；原则上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每个党员服务小组梳理确定一个特色亮点项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要求，科技创新局党员干部干劲十足，着力推进协同创新，助力建设科创高地。”王欣悦说。
走进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只见低矮山丘绵延起伏，花草树木错落有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花草树木，也倾注了不少当地干部的心血。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重大项目和公建配套处副处长邱伟和同事几乎跑遍成都各大苗木基地，才选中适宜的本地乔木乌桕，树形遒劲，价格不贵，养护费也不高。
“可供选择的非本地苗木不少，但我们从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出发，尽可能使用本地苗木。”邱伟说，“建设公园城市，必须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厚植生态本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跟随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干部到建设项目实地走访、现场办公，本报记者王明峰感触颇深：“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唯有扑下身子真抓实干，方能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展现新作为。”( 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孙 振)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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